- ·近幾年來，研究戰後日本人中國觀的馬場公彥不僅成為日本的學術新星，其論著在中國也受到好評並被翻譯出版;他頻繁演講於中國學術論壇，發表漢語論文，甚至是新聞報刊深度專訪的對象，堪稱中日關系遭遇危機以來維系學術文化交流的重要標誌性人物。
- ·壹般而論，日本政府解禁外交檔案，目的在於通過積極回應國內外學者的史料期待以贏得政治公開性倫理形象和傳播全球化時代的信息戰略主動。在這種意義上，《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的出版可謂日本實施“信息公開法”、開放外交檔案的學術廣告。但正是由於這壹廣告的學術性設計，問題意識敏銳的現代中國研究專家矢吹晉（橫濱市立大學教授）對比書中的首腦會談記錄與談判在場的外務省中國課長橋本恕訪談錄，驚人地發現了外交記錄被篡改的痕跡;再通過與中國方面有使用檔案授權的研究機構交流，探訪歷史證言和外交記錄，確證了日本所公開文本的缺失內容。於是，導致中日關系危機的“歷史問題”和“釣魚島問題”有了外務省隱瞞交涉真相的實證路線圖，其公開檔案的權威性更因此蒙羞。事實上，日本公開的中日邦交正常化首腦會談記錄標註有“1988年9月打印稿”，是失去了歷史現場信息原始性的改編文本，不能充作檔案;但外務省不作足以解惑釋疑的回應。之後，壹批青年學者得到退休的外交樞要人士合作，積數年釆訪之功整理出系列“外交證言錄”，日本的學術出版迎來了堪稱外交口述史運動和戰後中日關系研究高潮的繁榮期。
- ·馬場公彥引起中國的學術反響和新聞效應，得益於他既是專業學者，又居於日本學術出版最負盛名的巖波書店之總編輯要職。這種雙重身份經歷使其見解富有知識生產、國際傳播、文化主體間外交等多維度啟發意義，與中國學術界、媒體形成了建設性的知識對話和文化互動。而如果把日本的戰後中日關系研究譜系和出版史納入學術視野，則可以發現“馬場公彥現象”其實是中日關系“脫正常化”而發生“危機化”變態之後日本的出版社與學術界共有問題意識、協調壹體行動的表征，即存在著應對中日關系危機化新常態的日本學術出版——能出版的學術、有學術的出版，激發了日本社會的思想活力，也擔當起知識對話、國際傳播的時代使命。本文考察這壹出版史過程，由此理解日本學術出版的思想邏輯和傳播功能，無疑可構成中國的文化鏡鑒。
- ·進入21世紀，戰後處理的“歷史遺留問題”導致中日關系陷入危機。日本的出版人和學者利用“信息公開法”實施的機遇編輯刊布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平友好條約兩次談判的外交記錄，有學者從中發現相關內容被刪改，中日關系問題開始得到實證歷史學分析;之後，壹批青年學者組織大規模的外交口述史采訪，形成戰後中日關系史料和研究成果的出版繁榮期。這種學術出版努力推動可持續知識對話，在追究中日關系危機原理以期有益於歷史和解的方向上開辟了新的國際傳播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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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1世紀，戰後處理的“歷史遺留問題”導致中日關系陷入危機。日本的出版人和學者利用“信息公開法”實施的機遇編輯刊布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平友好條約兩次談判的外交記錄，有學者從中發現相關內容被刪改，中日關系問題開始得到實證歷史學分析;之後，壹批青年學者組織大規模的外交口述史采訪，形成戰後中日關系史料和研究成果的出版繁榮期。這種學術出版努力推動可持續知識對話，在追究中日關系危機原理以期有益於歷史和解的方向上開辟了新的國際傳播空間。
至此，2003年出版《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引起老壹代學者發現外務省篡改外交記錄的風波平息或不了了之了。所謂“平息”，是指參加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的日本外交官本人通過口述史釆訪重現於社會視野，他們提供的符合歷史邏輯和學術期待的“外交證言”重建了人們對於“歷史真相”的信心;所謂“不了了之”，是指雖然外務省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篡改”外交記錄，但退休外交官的非官非民、亦官亦民“兩義性”身份使得他們的歷史證言能夠化解國家的權威性危機——至少被追究的問題已經不再被“問題化”了。而化解國家的權威性危機的原理，在於口述史釆訪及其壹體化的學術出版使得退休外交官的歷史在場權威性可視化，這與矢吹晉寫作所呈現的中國權威性構成了對話和競爭。並且，釆訪的現場性可視化也使得新生代學者能夠借用歷史在場者的權威性，實現自身學術的實證性增殖以及對老壹代學者的權威性超越。戰後中日關系研究的觀念史代表作是馬場公彥的《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從日本戰敗到文化大革命、日中復交》，它與續篇《現代日本人的中國觀——從日中邦交正常化到天安門事件、天皇訪華》構成了對1945年到1990年代日本人中國觀演變的歷史考察。觀念史的研究對象是話語，日本人的中國觀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的知識生產和媒體的輿論擴大再生產過程中形成，作為民意則關系到投票行動和政策選擇。因此可以理解，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變遷與中日關系發展有著驚心動魄的相關性：戰後初期，投射著日本變革願望的左派理想主義中國話語控制論壇，但隨著中國的政治運動引起爭議而分化出支持派和批評派;再經過中蘇分裂和中國的政治經濟挫折，親華的理想主義中國論不斷萎縮而僅剩下極少數崇拜毛澤東的“新左翼”，1970年代初的“林彪事件”和中美關系解凍更使曾經支持中國的日本知識分子陷於沈默;之後，崛起於論壇並占據主流的是以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學和權力鬥爭論為分析工具的“現代中國研究者”群體，他們擺脫中日關系的特殊歷史性質而認為中國是“沒有價值的研究對象”，其批判研究傳播了專制的、落後的、冷酷權謀的負面中國觀。而在這壹時期，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臨近使得戰爭責任成為論壇的壹大主題。但“無價值中國論”作為學術話語已然成立，為逃避賠償而否認戰爭責任和加害事實之更極端蔑視中國的“反華話語”就得以傳播，從現實主義外交邏輯討論得失的“功利主義派”與主張承擔戰爭責任的“道義主義派”兩種中日復交論勢均力敵。?這種對抗格局其實是反華、反共話語的成功，意味著日本對中國的戰爭責任倫理政治不能成立。於是，日本外交團隊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時回避戰爭性質、逃避加害責任，準確地折射著居於輿論主流的蔑視中國觀。蔑視中國觀在資本進軍中國市場的1980年代還有所顧慮，但到中國陷於國際政治孤立的1990年代就公然制造“歷史認識”對抗了，而隨著中國的GDP數字膨脹以及領土爭議摩擦，蔑視中國觀與中國威脅論相輔相成。?於是，民意調查的嫌惡中國指標陡然上升，日本政府的強硬對華外交就成了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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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日本標榜自己處於西方民主國家陣營，其民主主義進化潮流之壹是解禁政府檔案以供學術研究、國民利用的信息公開，使政府檔案作為公共財產能夠被主權者國民掌握用作監督政府、解明真相、維護個人權利和辯證國家利益的工具，這種“國民知情權”機制對政府壟斷信息、密室決策構成了挑戰。美國有所謂“民主外交”的傳統，基於信息公開相關法律，其外交檔案在30年以內公開。日本仿效美國，外務省從1970年代開始在外交史料館自主解禁戰後外交檔案;2001年4月“信息公開法”實施以後，國民可以申請要求外務省開示檔案;而2009年9月上臺的民主黨政權通過追究自民黨政權時期與美國訂有向日本運入核武器的“密約”問題，推行原則上公開全部30年以上的外交檔案，即確立了所謂“30年規則”。解禁檔案由外交史料館向讀者提供實物調閱服務，並編纂成以年為序的《日本外交文書》刊行。在戰後日本出版史上，學者編輯的外交史料基本上限於即時公開的非秘密文件和新聞報刊資料，集大成者如中野好夫編《戰後資料沖繩》（日本評論社1969年）、石川忠雄等編《戰後資料日中關系》（日本評論社1970年）、竹內實編《日中邦交基本文獻集》（蒼蒼社1993年）等。而巖波書店和相關學者利用“信息公開法”實施這壹國民信息主權開始得到法律保障的歷史轉折機會，打破官方機構編纂、刊行政府檔案的權威壟斷地位，以刊布現實關心度最高的中日外交談判記錄這種牽動新聞神經、鼓舞實證學術的行動，銘記了國民獲得信息解放的新時代意義：政府放棄信息獨占權而接受知識生產和輿論擴大再生產規範的歷史審查。 有日本學者指出：壹直到1980年代，日本沒有條件根據外交記錄進行戰後中日關系的實證歷史學分析，長期流行著新聞記者觀點的敘事或政治學手法的推論;1990年代有所改觀，但重大變化發生在基於“信息公開法”解禁邦交正常化、和平友好條約談判時期的外交文件之後。⑤新聞觀察敘事容易受信息控制權力者的誘導，政治學推論更失去過程實證根據，都不能構成真正意義的知識生產;而實證歷史研究的資料條件不具備導致知識生產荒廢的可能，知識短缺則使社會失去公共思想資源。所謂知識生產和輿論擴大再生產規範的歷史審查，就是明確知識方法的實證條件規範、思想方法的知識前提規範，即有了規範的知識生產、輿論擴大再生產，才可能對政府行為做出有獨立思想權威性的判斷和評價。《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的出版正是“靖國神社問題”把中日關系推向政治對抗懸崖、日本民意調查的反感中國指標也超過半數而陡然攀升之際，編者表明了以本書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25周年的繼承性和解立場，指出邦交正常化聯合聲明是為“起點”即歷史和解的長期過程性，強調了談判記錄顯示當前兩國爭執的“問題”在談判時就已經成為“論爭點”的事實，並談到由於條件限制而不能“對照中國方面同壹記錄文件加以註釋”的遺憾。⑥這種編者前言與談判記錄、歷史證言、研究論文三部分構成作為壹種相互砥礪的國際知識對話，確認了思想、知識、方法的原點;而確認原點是為了對話的可持續性——共同作業、收集雙方資料並期待中國檔案解密、從共有史料導向共同研究，這種以學術出版為引擎的跨國知識生產和價值共識機制，在追究國家間政治危機原理、推進歷史和解的方向上開辟了新的中日關系空間。
通過對這種崇敬與友好、批判與蔑視、敵視與對抗的中國觀的梳理，自然使中國處於被觀察、被審視對象地位的敘事結構，形成了強大的日本文化主體性及其中日關系話語權力。但應該註意到，這是由日本學者利用日本史料研究日本人認識中國的知識生產和國際傳播主體地位造成的，所以馬場公彥在其著作的中文譯本前言中非常遺憾地談到戰後中國人日本觀研究的空白狀況，他希望其著作在中國翻譯出版，能成為促使中國學者研究中國人日本觀的壹個契機。21這足以提示人們，經過兩次世界大戰追究戰爭犯罪的國際法實踐並形成大國警察聯盟和平體制之後，在選舉政治的國家和平秩序中，共識過程可視化的傳播政治學取代了暴力決定論的強權政治學，知識、輿論、民意、投票的信息流程已經可以觀察和監測。因此，任何國家欲主張國際秩序，必須以自我認識、國際認識的民族知識生產與他國學術、媒體構成有條理的對話，這種象征互動已經成為全球傳播時代外交的前提，也是所謂“公民外交”的構成部分。22從2003年作為巖波書店編輯策劃出版《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到2015年作為學者在中國出版《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譯本，作為日本學術出版的代表性人物，馬場公彥壹直期待、推動中日兩國的知識對話，不斷開辟著可持續知識對話的中日關系空間。新時代的中日關系需要中國的學術、出版具有相應的知識生產能力和國際傳播主體性，這種能力對稱和主體性平衡決定信息化時代國家間政治的正常和對等。...
日本表示謙遜反省而中國表示慷慨寬恕的“正常化”友好關系，演變為顯在化、固定化的民族主義立場對抗，當然首先是政治、外交遭遇的挑戰，但其實更意味著深層的文化危機——傳統的“友好論”作為中日關系的價值觀和知識範式失效了，這是嚴峻的學術課題。而就是在小泉首相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的沖鋒姿態與中國政府的憤怒譴責形成政治對抗儼然無解的時候，日本的學術出版做出果敢的專業應對，民間地位的巖波書店罕見地刊布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兩次談判的日本官方外交記錄。該書由時任巖波書店學術書編輯部主任的馬場公彥策劃，以東京大學石井明教授為代表的兩名日本學者、壹名在日的中國學者、壹名中國學者共同編輯，2003年8月出版，題為《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其內容包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保存、基於2001年4月實施的《關於行政機關保有信息公開的法律》（信息公開法）而解禁開示的兩次外交談判記錄，雙方談判參加者和歷史見證者的回憶或訪談錄，以及四位編者的專題研究論文。在隱喻化為“歷史認識”沖突的“戰爭責任問題”已經激起民族情緒對抗的輿論環境下，日本的學術出版釆取組織兩國學者合作、把政府外交置於實證歷史審查地位的行動，學術獨立、出版自由、知識對話的批判立場、思想尊嚴和專業理性得到彰顯，直觀上就構成了對現實中日關系危機的回應。而考察歷史和比較研究則可以更確切地使人認識到，內容結構獨特的《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問世是日本出版史上的創舉，推動了中日關系研究的革命性轉折，也反映著日本知識精英階層的國際傳播主體性意識。...